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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世錦:中國經濟下一步的增長潛能在哪里?
        來源:新財富2023-12-08 19:52

        12月5日,2023新財富分析師年會暨廣州開發區黃埔區資本市場高端峰會盛大開幕。來自近60家證券公司的高管、研究負責人、機構銷售負責人、優秀的分析師/銷售,以及來自近100家上市公司、300余家金融機構等方面的近2000位嘉賓共聚廣州開發區黃埔區,在互聯互通的交流平臺上,商討金融服務實體的質效,提振信心,實現高質量發展。

        主題發言環節,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發表了題為《穩增長促轉型:潛能、挑戰與結構性改革》的主題演講,本文根據演講實錄整理。

        來源:新財富雜志(ID:xcfplus)

        作者:劉世錦(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01、從高速進入中速轉型期,中國經濟結構的新特點

        今年初,中國經濟進入了恢復回升軌道,各方面期待較高。雖然這一年經濟也有起伏,總的來看,5%以上的增速應該可以實現。但去年增速是3%,兩年平均增速是4%左右,比疫情前兩年平均增速5.1%要略低一些,也低于學術界通常認為的中國目前潛在增長率5%-5.5%的范圍??偟膩砜?,明年經濟應該是上行態勢。

        現在我們處于由高速到中速,或者說由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型期。自2010年一季度以來,高速增長期的三大主要驅動力量——基建、房地產、出口均出現減速。所以,穩增長要找到新辦法。

        首先,我們要對中國經濟結構出現的新特點有所了解。

        第一,從需求端來看,現在一些重要的耐用消費品、房地產、基建等等,相繼出現歷史需求峰值,即在工業化、城市化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里,某一種產品需求或者增長速度的最高點已經出現,這些領域的發展就會減速。

        最近大家都在談擴大消費的問題,有兩個概念值得特別關注:生存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目前以吃穿和其他日用基本消費為主的生存型消費已經趨于穩定,包括低收入人群在內,其解決生存型消費均已不存在太大問題。消費增長更多是由社保、醫療、衛生、教育、文化、體育、娛樂、金融服務、交通通訊等發展型消費在拉動。

        發展型消費與生存型消費不一樣,生存型消費主要是個體消費,發展型消費較多采用集體消費或公共服務的方式,與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直接相關,所以需要政府搭臺子、建制度、出資金,是政府消費支出和居民消費支出的總和。這種情況下,如果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滯后或不到位,將直接影響到發展型消費的擴大。

        最近幾年,城市居民經常感受到三座大山的壓力:教育、醫療、住房。其實基本公共服務壓力更大,尤其是針對近3億農民工、近2億外出進城農民工的公共服務。我們經常強調中國有4億中等收入群體,我認為其實更應該關注9億中低收入階層,兩者之間的收入差距較大,存在很大的結構性需求缺口。特別是在基本公共服務、發展型消費方面。

        比如現在如果有一筆錢,是解決中低收入群體的基本公共服務問題,還是像撒胡椒面一樣,發一些消費券或者現金刺激消費?哪一個效果更好,值得研究。

        第二,供給端受需求減速的影響,傳統產業進入下行通道,我們一方面需要穩增長,另一方面需要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產業升級,以及新產業的發展來與其進行對沖、更替和升級。所以傳統產業要軟著陸,就顯得非常重要。但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一方面是房地產等主導產業下降過快、幅度過深,時間相對較長,已經引發了全局性的沖擊,另一方面是企業家預期不穩、信心不足,制約了產業穩定增長和轉型升級。部分領域創新還是很活躍的,比如新能源汽車,我們在全球都是領先的,但在另外一些領域,我們的創新動能有些下降,進度有些放緩。例如獨角獸企業近兩年數量是減少的,與國際上先行者的差距在拉大。

        而資產負債端方面,在需求和供給雙重沖擊下,政府、企業和個人的資產負債表,實際都經歷了很大的轉換,由過去數量擴張型向效率導向型轉換,但這種轉換一般是被動而不是主動,往往是危機倒逼的。

        像大家比較熟悉的房地產行業,恒大以及其他一些房企,過去都是高負債、高周轉、高銷售的資產負債模式,過去運行好是有一個前提,即住宅的需求或者房地產的需求是高速增長的,一旦高速增長的前提不復存在,這個模式一定會出問題。

        所以有些行業當需求發生很大變化時,跌落的幅度會比較大。另外我們還看到,有些領域杠桿率并沒有下降,但靠借新還舊來補跌的錢,還的還不是本錢而是利息,而且企業本身現金流不多,這種模式就不可持續,其某種意義上可以被視為龐氏結構,我們不愿意用龐氏騙局這個詞,但這種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到某個點就會信用崩塌。

        資產負債表衰退這一概念是日本學者辜朝明提出來的,其實資產負債表衰退是陷入困境或者危機出現的階段性現象,在這背后我們會看到更深刻的變化,當中國經濟需求供給由高速轉向中速之后,整個資產負債結構一定會有相應大幅度的調整,且調整時間較長,日本的經驗是需要十年時間,過程是痛苦且曲折的。

        02、中國經濟下一步的增長潛能在哪里?

        今年中國人均GDP大約1.3萬美元,到2035年,我們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水平,即大概3.5萬到4萬美元,從1.3萬到3.5萬或者4萬美元,我們至少還要增長2萬美元,這就是中國作為后發經濟體需要做的。

        從人均收入水平來看,我們連全球高收入這個門檻還沒有跨過,消費結構升級帶動服務業發展,也包括制造業和農業的穩固和升級,我們的潛能仍然很大。另一個潛能是新技術革命,重點是數字技術和綠色轉型所帶來的增長機會,現在我們正身處其中。

        在這兩個領域,我們跟先行者之間的差距已經不大了,在有些領域已經可以并駕齊驅甚至局部領先,我們已經進入了科技的無人區。傳統的追趕潛能再加上新的數字經濟和綠色技術,這就是中國所謂的結構型經濟增長潛力,我認為仍然可以支撐中國經濟5到10年的中速增長期,當然中速是多少也在變,過去我們認為是5%左右,現在最少是4-5%之間。

        目前需要特別重視兩個新的增長潛力,第一個增長潛力是橫向的需求空間,簡單來說,就是要縮小中低收入群體與中高收入群體在中端需求結構中的差距,比如消費、住房等。而酒店、公園等實際上屬于非生產性或者民生性的投資,中端需求結構上的差距縮小,需要靠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體。據說中國現在還有5億人沒有用上馬桶,10億人沒坐過飛機。能不能讓這5億人中的3億人用上馬桶、10億人中的5億人能坐上飛機?如果可以,那將激發很大的需求。

        實際上,縮小收入差距推動共同富裕,如果經濟可持續增長的角度看,是一個更為現實和緊迫、能否保證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問題。從國際上看,大部分國家經歷了中等收入階段以后很難進入高收入社會,很大程度因為卡在收入差距過大、有一部分需求釋放不出來。

        這些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最后進入高收入社會的國家不多,比如日本、韓國們的共同點在于收入差距相對比較小,基尼系數一般在0.4以下。

        第二個增長潛力,就是縱向升級動能,即產業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要提升,要擴展經濟的上行空間,包括現有產業的價值鏈升級,和新技術推動新產業及未來產業,數字經濟和綠色轉型將會為縱向升級全面賦能。

        03、如何挖掘新增長潛能?

        我認為需要關注三種潛在增長率,第一種是自然的或者是已有技術條件所決定的潛在增長率,這一潛在增長率的上限是確定的,比如當前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是5%。

        第二種潛在增長率是指體制機制、政策條件、約束下的潛在增長率。體制政策的約束條件影響其實很大。改革開放這么多年,就是要把體制機制政策所約束的潛在增長率釋放出來。

        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農村改革,就解決了農業潛在增長率釋放的問題。這方面的例子太多,比如加入WTO,新能源汽車發展,很重要的一點是其市場是開放的,競爭非常充分。

        第三種潛在增長率是宏觀政策約束下的潛在增長率,現在的宏觀政策主要起一個穩定和平衡作用,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多大?我認為是1%。資本市場經常呼吁,能不能讓宏觀政策、貨幣政策更寬松一些,財政政策更積極一點。但我認為宏觀政策對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釋放作用也就1%左右。

        經常有人舉例發達國家推行寬松政策后經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是因為其已經到了低速維持性增長狀態,這時候的宏觀政策就能發揮決定性作用,基本上決定了整個經濟的大格局,中國現在還不是這種情況。如果中國經濟到了主要靠宏觀政策來決定增速的時候,那么中國應該已經到了低速增長期。

        我認為中國現在還處于中速增長期,所以體制機制要重視,即所謂結構性改革。我們要通過結構性改革釋放經濟增長的動能,如果整體增長是5%,宏觀政策只能解決1%的問題,剩下4%就要靠增長潛能釋放才能實現。

        擴張導向的改革措施,大多只有短期增長效應。所以我們應該推動短期穩增長、中長期增強發展動能的結構性改革。在需求側,應該發展以進城農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的改革。在供給側,應該以穩定房地產等既有支柱產業,激發企業家精神助推傳統產業升級和未來產業發展為重點的供給側改革,以及擴大有效需求轉換資產負債模式、化解防控風險為重點的資產負債端的改革。

        在需求側,我認為主要就是城鄉關系,這些年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就是城市化,中國現在城市化水平如何?和歐美發達國家相比,除了城市以外,城鄉結合部、鄉村會存在很大差距,其中國內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差距也主要在這些地方。這就預示著,中國下一步城市化潛在區域,是核心城市的周邊地區。從國際經驗來看,城市核心地區一般居住了30%左右的居民,剩下50-60%在核心城市之外的都市圈或者現在的城鄉結合部,這里大量的中小城鎮會發展起來,我認為這是中國下一步的發展重點,即中國將會有第二輪城市化。過去發達國家叫做城市郊區化,是作為“反中心”或城市都市圈擴展的過程。這些區域一旦發展起來,中國房地產和基建就不愁沒有前程,但這個問題要解決好,需要先解決一些體制問題。城鄉融合發展要解決三個平等的問題,一是身份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務獲取權利的平等,三是土地包括不動產財產權利的平等。

        具體的改革措施包括兩部分。第一,我們能不能采取更大的力度推動戶籍制度改革?改革可以采取負面清單的辦法,除了少數特殊城市,其他地方均可以放開,取消城鄉居民的身份差別。

        第二,對于以近2億進城農民工為重點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攻堅計劃,我認為非常重要,這對于擴大內需的作用非常大?,F在有些城市房子賣不出去,政府可以收購轉成農民的保證性住房,推動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F在城市財政緊張,要給農民補貼很難。農民在城市已經工作并交稅多年,應該享受對等的基本公共服務。這么多年我們提供得很少,實際上已經有很大一筆欠賬,現在提供只是在還這筆賬。

        如果中央財政發國債籌措資金,我覺得就可以用來解決農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如果解決得好,把基本公共服務做到位,大量的消費就可以帶動起來。政府過去習慣于物質資本的投資,發展基建、房地產等等,現在要轉向,發展基本公共服務后提升發展型消費,其實也是在培育人力資源。我們要由物資資本投資轉向人力資本投資,所帶動的需求其實比基建等物質資本的投資帶動的需求會更多。這樣的轉型,才能真正地擴大內需。

        04、需求側改革:促進城鄉融合發展中的“三個平等”

        最近浙江先行一步出臺規劃,從2023年到2027年,把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新市民和原有的老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逐步拉平,其他城市應該也會跟進。還有土地權利不平等的問題,城市居民在城里的國有土地上蓋房子是可以自由交易的,但是農民在集體土地上蓋房子要么不獲批,即為小產權房;有些是批準過的宅基地,現在如果交易,也只能在集體組織內部交易,即只能在該村甚至該居民組范圍內交易,而主要需求其實不在于此。

        一項資產是可交易還是不可交易、可抵押可擔保亦或不可抵押不可擔保,估值之間會相差很多。當年流通和不流通的國有股市值差了十幾倍甚至幾十倍,所以為什么農民的財產收入現在是比較少的,因為其土地潛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實際上,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指出了農村土地改革的方向。中國都市圈城市群、大量的中小城鎮要發展,就需要推動農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允許農民的宅基地向集體組織之外轉讓抵押擔保等方面有積極的探索和突破。

        如果一些農民把房子賣了有錢以后,住所沒著落會不會影響社會穩定?這是不少人提出的假設性問題。這個問題其實是不存在的,農民會為他今天晚上在哪住考慮,是會對自己負責的。我們認為,把土地住房轉讓后所獲收入,可以首先建立社保體系,包括保證住房,這樣就用現代社保體系來代替過去長期以來以土地作為農民最后一塊保證財產的情況。土地得到了有效利用,農民也可以增收,城里人居住條件也可以改善,一舉幾得。

        05、供給側改革:重視關鍵少數和關鍵多數

        針對供給側改革以及民營企業問題,我認為核心在于要弘揚企業家才能,促進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推動企業產權和治理結構的改革,包括幾個問題需要關注。

        一是弘揚企業精神。企業家才能或者精神是組合包括資本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的特殊能力,是組合資源的資源,是高于資本的一種更為稀缺的資源。在工業革命初期,提供資本的人和辦企業的往往是一群人,所以他們以為辦企業的就是資本家?,F在我們需要把資本家和企業家區分開來。真正的企業家精神是遠見、創造力、執行力等等一系列特質。資本市場提供資本,提供給誰?提供給有本事把資本用得更好的人,這就是企業家。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的發展其實就是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一部分人,他們識別并抓住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創辦了大量充滿生機活力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這在珠三角更為明顯。這些人辦企業的時候大部分人沒有錢,白手起家。因為看到這些企業家能干,把錢給他比自己干能獲取更高收益,才有了資本市場。

        市場競爭中的企業是以企業家精神為核心的組織形態,隨著市場經濟的成熟,發展股權多樣化和相互融合已經成為常態?,F在要找一家純粹的國企或者純粹的民企,已經很困難了。很多央企選擇在海外上市,海外大量的個人機構投資者都是股東,很多民企的股權結構一穿透背后有國企。所以股權多元化才是常態,如果以所有制來界定一個企業的類型,其實忽略了企業家的作用,企業家才能和精神作用是高于資本的作用的。以所有制來劃分企業,實際上越來越不符合實際。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企業家精神。所以現在民營企業要防止企業家精神的衰退或者斷檔,企業要長盛不衰是很難的。國企和民企一樣,也需要讓具有企業家才能和精神的人發揮主導作用,這樣國有資本才能更好地保值增值,才能更好地完成國家賦予的戰略任務。企業家精神就是創新精神,不僅企業家需要,各級領導干部也需要,很多地方的主要領導都很有企業家精神。

        抓中國經濟潛能需要考慮兩個關鍵少數和一個關鍵多數。兩個關鍵少數一個是企業家,一個是地方的主要領導,兩者均需要具備創新精神,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兩臺發動機。一個關鍵多數是指進城農民工。把這三個關鍵人群抓好,中國經濟發展潛力的問題就有了眉目,才能實現新局面、打通痛點和堵點。

        現在改革開放仍是摸著石頭過河,因為你在不同的時期過的是不同的河,改革開放初期面對的問題是農村能不能發展聯產承包責任制,深圳能不能發展特區。但我們今天討論的是民營企業怎么恢復信心,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市場體系包括資本市場。

        我認為,應該簡政放權,用市場化、法制化治理與鼓勵底層積極性、創造性有機結合,允許試錯探索、允許多一些自選動作,為具有創新精神的各級干部、各類人才營造寬松環境,為增長潛能的充分涌流創造條件。

        責任編輯: 高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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